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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野山人

研究傅氏文化、联谊傅氏宗亲。

 
 
 

日志

 
 

谱学研究用途与方志的编纂  

2014-11-26 11:06:59|  分类: 姓氏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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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学研究用途与方志的编纂
                                                      来源:中根网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或谱牒,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家谱与方志、国史并列成为祖国三大历史文献。它与人口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遗传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密切的联系。谱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尽管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有些人只看到它封建落后应当批判否定的一面,但它有益于人类社会,民族团结的作用,渐为人们所看清。如果就一部家谱来考查,它很小,排位在国史、方志之后,记述的族群社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等有限,载息量并不大;如果就其整体来研究,它重大的价值、丰富的资料内涵就会凸显出来。面对这样一座“史料宝库”,从事号称“一方之全史”的方志编纂工作者,岂可以等闲视之?笔者是位谱学爱好者,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有些体会、想法,不揣浅陋提出来,以期引起史志工作者的重视。
       一、“我从哪里来?”这也许是长存于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追问个体生命,追溯家庭、家族的历史,族谱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和凭据。通过谱学研究,我们能知道我们的生命之由来,能知道自己肉体、心灵、心理之血脉传承,从而使自己不致于太昧于自己之短暂人生。至少,在谱学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与祖先相连的血脉,经历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从而感知历史、体味现在,思考未来。
       以血缘传承为核心,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的族谱,是中华传统文化很独特的现象。国家图书馆收藏家谱3000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12000多种,美国“家谱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4925种,还有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收藏,所有这些恐怕还只是中国谱牒总数的一小部分。更多更丰富的收藏应当在中国广大民间,它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根本无法统计。家谱是一种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载籍,历代学者都把谱学看作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正史与方志,其载述往往仅能及于朝政之实施,与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置,财计之丰歉,人物之得失,以及边民之入居,如是而已。而于各族姓之迁移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仍不能不于各姓之族谱求之。族谱可说是一部家族史,可以补正史与方志资料的不足,是研究编纂地方史志的重要史料。
       中国族谱编修的历史源远流长。《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朝帝王、贵族世系,使家谱的编修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周朝设史官修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王族修谱。秦汉时期,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出现,家谱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汉书·艺文志》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应邵的《士族篇》、颖川太守《聊氏大族谱》、杨雄的《家谱》为其代表。
       《隋书》记载:当时的谱牒已达百余种。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私家族谱开始出现。宋代,随理学兴起,宗法倡立,作为宗族典籍的家谱,其编修已经扩散到广大平民族群。一批学者如程颢、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蔡襄等身体力行,研究和倡修族谱。杨时对秦汉时期流传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所作的考证,福建吕夏卿、郑樵的谱学理论、欧阳修、苏洵的族谱体例等影响很大,族谱编修形成一个高潮。
       元明以来,家谱的体例逐渐向史书、志书学习,出现史志化倾向,体例繁杂,在世系之外,传志齐全,到明代业已定型,这从全祖望家族历次修谱的体例变化可以得到证实。鄞县全氏的修谱,始修于元代,及至明万历中第五次制谱,“厘为28卷,凡状、志、碑传之类无不备载”。 “志”是纪传体史书和地方志所必备的体裁,用于记录专门制度和专类事务,家谱把它借用过来,记述家族的专门事情,如家训、祠堂、坟茔、艺文等。
       清代家谱在世系之外,人们的着重点是在传记方面。清代湖南安化人陶必铨为石井刘氏作谱序,说该谱容纳有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家族居址、家族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内容。又说这是运用“省郡志例,增为十卷,告成于今”。明确指出刘氏纂修宗谱,学的是地方志的体例。因此人们对家谱的名称,使用“家乘”一名的频率加大了。家谱主要反映家族系谱,家族史的全面内涵虽然按照习惯仍可用家谱来表达,不过有的人觉得有点缺憾;而“乘”是史乘,记录历史的庞杂内容,运用“家乘”一名表示拥有类似志传图表的家族史著述更为贴切一些,这就是清代以来的族谱常用家乘名称的原因。《武威段氏族谱·凡例》说,有的“家族详世系而阙事实,殆不过户籍名册之类,犹作史者有表而无传,于义岂当?今于累世积功行义,乡达为之立传者,依次汇编,创为传略一卷,俾世次为经,事实为纬,成一家之言,立百世之法焉”。换句话说,家谱就是家史。辋川里姚氏家谱对家传之重视搜求,用不敢遗漏来表达:“祖宗行状传志,或名公表扬,或祖孙叙述乃祖宗功,德所由传,悉为载入,不敢遗漏”。武进庄氏嘉庆6年家谱凡例云:“家乘与国史不同,史家立传必加严核;家乘则祖父一行之善,实有可据,子孙必宜表扬垂后。”。该谱强调了4点:家谱从官方编纂的史志里取材,将本族人物的传记过录到家谱里;官方的立传标准高,家传不能用此要求,立传宜宽;作家传以备国史馆修史、地方政府修志时的采集资料;子孙通过阅读祖先传记,传承家风。这说明清代先贤大都持有家谱史志化的观念,以便保存先人资料和对族人进行教化,有益家族的建设和维护家族的兴旺发达。
       明、清两朝是族谱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基本形成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共识。同时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的人数渐次增多,他们赞助家乡宗亲修谱的积极性很高。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中,清人所修达1160余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
解放以后,谱学研究基本停止,家谱的文献价值在我国一直处于尚未开发利用的状态。家谱大多深藏民间、秘不示人,学者在搜集家谱资料时十分困难。历次政治运动使家谱成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旧存族谱相当一部分遭到焚毁的厄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台湾、港、澳地区及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兴起,民间修谱再现高潮。国家图书馆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成立。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1985年就完成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编撰工作,公开发行。上世纪90年代,民间流传“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谱”之说,就反映了这一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1996年,上海图书馆开始组织人力对馆藏家谱进行修补和整理,并于新馆开馆之际开设了国内首家“家谱阅览室”,接待了大批海内外读者。家谱这一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唾弃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始登上了学术的高雅殿堂。上海图书馆把家谱的整理、修补、开发、研究作为馆藏资源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图书馆专门成立谱牒部,采用馆校协作的方式,聘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家谱的编目并撰写提示。许多参与编目的专家惊呼:家谱资料的丰富真是出乎意料!
       1998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记者徐传诗给编辑的信,转达了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研究员王鹤鸣的呼吁:中国家谱历史悠久,数量可观,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王鹤鸣说,美国犹他家谱图书馆在搜集、整理、开发中国家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已搜集、拍摄了17000余种中国家谱缩微胶卷。通过国内外的协作和学术交流,上海图书馆将逐步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把祖先传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保存好、整理好、开发好,利用好,使谱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东方重新崛起。
       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同年11月25日,中国、美国等25家家谱收藏和研究单位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会议,自此,拉开了《中国家谱总目》实际操作阶段的序幕。总目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收录全世界中国家谱的专题目录。它收录现存中国、国外藏书机构及散见于民间的2002年之前刊印的用汉字记载的中国各民族的谱牒文獻(家乘、族谱、世谱、支谱、房谱、宗谱、统谱、总谱、通谱、家谱等)。其文献载体包括各类刊印本、未刊印稿本、抄本、复印本、缩微复制品和各种家谱装帧形式,如线装、平装、精装、毛装、册页、经折装、蝴蝶装、卷轴式等。
       将家谱编修史与方志编纂史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历史进程何其相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谱学研究及其学术上的应用,不能不引起史志工作者的广泛兴趣。
       二、谱学中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编纂方志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来源。族谱的体例大致前有序、凡例,中有姓氏源流、先世考、像赞、恩荣录、祠堂、坟墓、族产、族规、家礼、世系、传记、仕宦录、艺文、字辈等,后有跋、附。有的族谱还有大事记、谱引和其它一些专题记叙等等。其中含载的资料与方志各专业志、篇、章密切相关:
       1、姓氏源流、先世考主要记述族姓的历史源流、得姓始祖及派系、迁徙等情况和郡望、堂号的历史典故等。其中在志书记述范围内的人口登记等价值最大,可为人口、人物、民政(地名)、文化等专志提供资料。
       人口学或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基础是人口统计数据,但在现代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之前,任何地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中国现在的自公元初以来的历代户口统计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包括全部人口,只有在少数阶段与实际人口比较接近。家谱登录该家族的全部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状况、子女等。因此可以据此整理出该家族人口的生命表,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须的基本数据。典型的家谱是相当珍贵的,因为与官方的户口资料相比,它们至少有完整、真实的优点。因为修谱的目的本来就为了显示本族的兴旺发达、源远流长,以此告慰祖宗,昭示后代,所以对本族人口绝不会故意遗漏,也不可能随便虚报。对生卒、婚配的时间和子女数量等数字,由于大多是根据经常性的记录或本族、本支的申报,加上有族规、辈份等因素的约束,一般也是精确的。家谱中的数据总的来说都比官方的登记数准确,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种史料中会有这样多、这样详细的人口统计数据。
       2、恩荣录主要记载朝廷、政府、达官显要对显祖及其家庭成员的封赠、褒扬及与本族荣誉有关的文字,通过核实,这些内容可为人物、文化、建设等专志提供资料。 
       家谱就是人谱,是有血亲关系的男人谱。要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利用家谱资料。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谱尊曾参为宗圣,一派祖,传12派孟鲁公迁茶陵,45派霸公南宋时迁衡阳唐福,62派孟学公明清之际迁湘乡大界。大界曾氏出了曾国藩兄弟,名播天下。曾国藩属大界老四房贞桢房,第70派,下有长篇传记,其父毓济,名麟书,号竹亭;其祖父兴,名玉屏,号星冈;其弟传晋(国潢)、传谦(国华)、传恒(国荃)、传履(国葆),都有文字介绍。谱载李鸿章、郭嵩焘、汪士铎、陈兰彬等名人撰写的祭文;卷三有文正公遗训,还有清同治、光绪皇帝褒奖曾氏的诏敕、御制碑文、祭文,这些都是研究曾国藩必须参考的原始资料。
       3、祠堂、坟墓的记载较详。祠堂的始建、重修、规模、位置等均有记载,有的甚至连祠堂的楹联也刊载。有些谱还专设《祠堂志》,记叙相当详尽。坟墓往往配有绘图,注明葬主名号、位置、四至、风水等。其资料可供建设、文化、风俗、人物等专志选用。 
       4、家礼、族规内容复杂多样,涉及规范族人日常行为、祭祀、婚姻等方方面面,大部分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标准积极的一面,如冠礼、笄礼、婚礼、丧礼、葬礼、祭礼等等,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可为人口、风俗、精神文明建设等专志或章节提供资料。湘乡《田氏三修族谱》的“家礼酌宜”,仅“丧礼”就有18页,诸如发丧、告祖、入棺、吊丧、祭奠、出殡、守制等各个环节都靡述无遗,有助于了解上湘一带的丧葬活动。
       家谱中大多载有“族规”、“家法”、“祖训”、“家训”、“家诫”之类的内容,勿庸置疑,这些内容不少是“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封建主义思想。但也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慎婚姻、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忌荒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5、世系、世录是谱牒最主要的内容。不论是采用欧式(欧阳修所创)还是采用苏式(苏洵所创)编制的世系、世录都分为图与文两部分。所谓图,指世系图表,记载世代血缘承传关系;所谓录,指相关的说明文字。世系录涉及族中成员的名、字、号、辈份、排行、生卒、婚配、子女、职业、文化程度、功绩、葬地、迁徙等,是族人的简要履历。这一部分载息量相当丰富,但大部分资料性不是显性的、直接可用的,必须经过研究、比较才能有所获。例如:可以从生卒年统计出这一族人的寿命情况;从子嗣繁衍统计出这一族人在某一时段人口增长情况;从儿童早殇统计数据与同一时期的灾害、瘟疫、战乱等相并考察,找出因果关系;从职业统计看社会分工,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从文化程度、功绩统计分析族人教育情况等。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为人口、文化、卫生、教育、风俗、人物和经济部类等专志提供资料。
       6、传记与仕宦录主要记载族人事迹、科第、任职等情况,是人物传、表的重要资料来源,也可能为其他专志提供资料。例如:传记主人的文化活动,可为文化专志提供资料;传记主人的武功记述,可为军事专志提供资料;能工巧匠能为相关专志提供资料;道、释人物能为宗教专志提供资料等。 
       7、族产及契据在谱牒中占一定份量,其中不乏珍贵史料。例如:有的族谱中载有遗嘱、合同、合约、田租契据、祠田管理文书、房祠产出售文契、祖山育林禁约以及因田产、墓地纠纷而引起的讼案和判决书,其内容,甚至格式、行文都是研究历史经济难得的原始资料,还可为农业、林业、商业、税务、财政等专志提供资料。有些材料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8、艺文收集有族中文人著作,有的也收集名人撰写与本族有关的著作、文章、诗、词等。在这些文字中记载与一地相关的史料,可为文化和其它相关专志提供资料。 
       9、胜迹录记载族人聚居地的名胜古迹,有的记载当地十景、八景等,还有的记载当地的山水、亭、台、楼、阁、桥梁等等,可为旅游、建筑、交通等专志提供资料。 
       10、一部典型的、完整的族谱都会追溯先人的迁徙足迹,可以为人口、民族的形成、流动以及移民情况等提供专志资料。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张国雄在撰写《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时,开始是希望在古代官方文献中获得直接了解,结果是记载太少,非常失望,只好转向主要利用家谱史料。他阅读两湖家谱500多部,详细地论述两湖移民氏族迁出地、移民动因、迁徙路线、移民人口、移民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11、序、跋、附在族谱的首尾,亦含有一定的史料。有些谱族的序文随续修次数的增多而多达几十篇。其内容一般涉及本姓源流、始祖迁徙、定居开基、修谱缘起、谱学理论等,也偶有涉及一些对本族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跋、附一般陈述修谱经过和相关事件,可为人口、文化、人物等专志提供资料。 
       12、大事记及其它专题记叙散见于某些族谱,资料弥足珍贵。如福建龙岩《长林世谱》中有大事记,记载:“本族重大事变并有关于一族教育事业、水利、人口兴替等事迹。”永安《余氏族谱》有《赋役志》、《户籍志》,南平《骆氏族谱》有《变乱纪略》,惠安《刘氏族谱》有《迁海记》等。其中多可为正史互补互证的史料,可为相关的专志提供资料。大田魁城《陈氏族谱》内有自然地理、自然资源、农业、商业、名胜古迹、民居、功业、交通、电信、教育、体育运动、文化生活、艺文选等章,严然魁城一乡之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贡川祭祖》一文所载的陈仪(福建国民政府主席)、陈肇英(国民党福建党部主任)、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祭祖的一些史实,是正史不载,族谱独有的珍贵史料。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谱学研究当然是地方史志研究的基础。家谱的资料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谱学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三、谱学研究与方志编纂的关系十分密切,历代政府、名人、史志学者及其社会贤达都予以充分的重视。
唐朝刘知几在编纂《史通》时就主张把谱牒编入。宋朝乐史编纂的《太平环宇记》中辟《姓氏》等门类,广辑族谱入书。郑樵在所编的《通志》中亦辟有《氏族略》,辑入的家谱达170余部。清朝章学诚认为:“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方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从史学角度阐明传、谱、志、史的性质和相互地位关系。他还主张设立志科,提出“民间修造谱牒和传状志述……都要呈副报告于志科。”民国时期《深州风土记》主编吴汝纶在拟定的《资料采访条例》中有这样内容:“采族姓流所自”,规定要从谱族中收集资料。甘鹏云在《方志商》中提出“族姓之源流、风俗、习惯、礼教沿革……均应逐县调查。”对家谱资料的重视不言而喻。傅振伦在20世纪30年代所撰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中把族谱列为方志资料文献资料类,务必要认真搜集。 
       1957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及研究历史问题时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对家谱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重视。 
       1985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文中还指出:“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根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日趋浓烈,他们也亟需利用宗谱来寻找自己的血缘关系。”
       王复兴在《方志学基础》中指出:“家谱这类资料对族属、人名、生卒日期、世系关系等的记载较准确,间或记有人物生平,有的还涉及社会与自然状况。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情况,在修得较晚的家谱中也间有涉及”,因此要注意广泛征集。林衍经在《方志学综论》中圈定方志资料收集范围,其中包括名人望族的家谱。刘光禄在《中国方志学概要》资料收集中说:“特别是当地著名人物书信、日记、手稿、家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流县志》主编李升宝在《谱牒的渊源利用》一文中说:“谱牒提供民族人口变迁的历史,融汇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史料,内容极其丰富,是地方史料的佼佼者。”他们在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族谱蕴藏有大量的地方志的资料,可以作为信史的补充。
       目前我们的方志工作者对谱学的认识、研究、利用程度参差不齐。浙江的方志工作者对谱牒普遍较为重视。例如:《龙游县志》社会篇中设“氏族”一章,其中氏族表收集43个姓氏,表设祖居地、迁入年代、始迁地、繁衍代数、有无分迁、有无谱存、本志是否有考等栏,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姓氏的基本情况。同章还设有谱牒一节,简要记述当地留存的族谱135种140部。这部县志有关家谱的记载是我国县(市)志中比较突出的一部。
       《三门县志》在编纂过程中查到各种族谱143部。他们研究、利用这些谱族发现朱熹、文天祥、吴潜、刘伯温等著名历史人物的佚文数篇;了解到杨镇龙领导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李世贤部、倭寇入侵,乡人奋勇抗击的一些史实;找到古地图两幅、一些乡村人口较准确的历史统计数据、一些地名来历含义的根据;查明多个姓氏先祖由福建航海北迁、定居的情况等等,收获可谓不菲。还发现该县邵家乡马氏家族保存的一部用金粉书写的《马氏宗谱》。谱属珍稀。
       《金华市志》根据家谱资料考证历史名人舒元舆籍贯、始祖、墓地等情况,纠正了《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错误;收集了大量太平天国军队在金华活动的史实,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查证了多处地名的来历、变化情况;收集到人物、瘟疫、物价、人口、姓氏迁徒等方面资料,充实该志相关篇章的内容。
       《象山县志》第二章人口设姓氏节,根据家谱资料,记叙当地16个主要姓氏的始祖、从某地迁入、在本地分布、人数多少等情况。《江山市志》在《编后记》中称:“1986年底,搜集到一批档案、古籍、志书、谱牒等古今材料。”该志第22编社会第3章姓氏下设源流与分布节介绍39个姓氏迁入年代、从何处迁来、开基始祖、分布地点、人数等情况。
       福建省部分县(市)志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宁化县志》在人口卷下设人口流动、姓氏构成章,引用大量谱牒资料,其中“宁化县部分姓氏流迁登记表”所查考的谱牒达104部。志末附录“关于巫罗俊授职和爵封情况的调查”中也提到巫姓后裔从《巫氏重修族谱》为入志人物巫罗俊的身世和职位提供资料的情况。这些谱牒资料为这个号称“客家祖地”、“客家中转站”的县份增添不少浓厚的地方特色。
      《德化县志》在人口机械变动一节中设“公元951-1861年外地迁入部分姓氏表”,为56个姓氏分始祖姓名、迁入定居时间、何处迁来等栏,作了较详细介绍。族谱资料的整理利用使这一章节的记叙显得充实,可读性强。《建宁县志》在人口编民族与姓氏节中记叙:“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熟悉地情人员深入各乡调查统计,并摘录各姓现存宗谱,取得59个姓氏徙居及分布状况的资料。
       史志体的家谱,由于体例完善,能够容纳有关家族史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若在尚实的思想主导下,更能记录家族的方方面面的活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每一部家谱,就是个案研究的好材料,而全国数万计的家谱就成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当然,家谱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扬其糟粕,去伪存真。总之,中国家谱历史悠久,数量可观,是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史志工作者应重视谱学资源的开发,为方志编纂提供更多、更可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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