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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信仰:闽西儿女的长征初心  

2016-10-20 19:42:30|  分类: 红色闽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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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信仰:闽西儿女的长征初心

             □ 文/图 傅柒生    2016年10月13日《 闽西日报》

忠诚与信仰:闽西儿女的长征初心 - 岩野山人 - 岩野山人   忠诚与信仰:闽西儿女的长征初心 - 岩野山人 - 岩野山人
         题记:在长征的伟大历程中,“革命理想高于天”。闽西儿女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誓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用鲜血和生命投了中国共产党的赞成票。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被毛泽东称赞为写中国革命最成功的外国作家,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记》书中写到:“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这个“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长汀钟屋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先后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西突围。一直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在甘肃会宁等地胜利大会师,宣告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是一个革命战争时代的神话般的传奇故事,或许更应当称之为人类的奇迹。长征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内涵丰富,其核心是革命的信仰,而革命的信仰的品质是对党的忠诚。正是因为忠诚和信仰,走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正成长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样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走过千难万险的长征,因为忠诚而坚持,因为信仰而执著,因为坚持与执著而成功胜利。回顾考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非凡历史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艰难历程,回忆探究一个个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历史的真实感人至深,更把信仰的力量和忠诚的品质体现甚至张扬的淋漓尽致。

        绝路突围披荆斩棘

       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也把在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驮在马背上。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约2.8万人,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近1/3,几乎遍及长征的红军各部和各个岗位,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兵只剩下2000余人,可谓是长征路上“一里一英魂”。

       “红色小上海——汀州”、“苏区乌克兰——宁化”等中央苏区的广大人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坚决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扩大红军充实红军兵源,大量筹备军粮物资确保红军供给,踊跃购买国债,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全力支援前线,广大闽西客家妇女不仅将金银首饰卖掉购买公债支援前线,而且干脆“剪掉髻子当红军”直奔战场。客观上为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路上,闽西子弟兵冲锋陷阵披荆斩棘,闽西子弟既能负政工之责,也能荷军事之重,刘亚楼政委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站在长征的最前沿,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先头师,分别以长汀人杨成武、上杭人王集成、连城人张南生为政委的红一军团红四团、红六团、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等都是著名的先锋团、尖刀团,一路勇往直前,攻坚克难,闯关夺隘,冲破四道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屡建奇功,声名远播。红一军团的侦察科长刘忠从模范才溪乡走出来,成长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成长为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

       邓小平晚年谈起参加长征的最大感受:“跟着走!”这三个字看似简单或不以为然,却字字重如千钧,既是精神明灯的牵引,更蕴含着一代共产党员对信念的执著和对忠诚的坚守。邓小平还曾明确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而且“跟着走”的前头,更有一帮红军战士不畏艰辛地披荆斩棘,为突围英勇搏杀,不惜牺牲,前仆后继。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临的是不仅是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敌军围困万千重”,还有无数道天然屏障的困阻考验,跋涉二万五千里,平均每天行军70里路,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江河,转战11个省,攻占700多座县城,进行了380余次战斗,几乎天天都在大仗和小战中度过,从重重包围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一条生路,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那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中,能圆满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单是身体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战士用一双双赤脚来丈量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也是他们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更是他们用对中国革命的崇高理想和无限忠诚创造出的人类历史伟大奇迹。

       长征历史告诉人们,只要信念不灭希望不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终将成燎原之势。正如德国友人王安娜所称:“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绝命后卫生死阻击

       长征之前,中央红军曾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的一次重大胜利——温坊战斗。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改变大局,挽救失败。温坊战斗之后,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对闽西红军的进攻部署,加强进攻。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斗打响。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和强敌激战至29日,整整坚持了7天7夜,最后撤出松毛岭,有力打击和阻截了敌人,为中央主力红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红军损失惨重,据《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便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如果说松毛岭战斗是长征前夕的中央苏区最后一战,湘江战役则是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以来第一大仗,也是最惨烈、最关键的一仗。

       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遣25个师30万重兵分五路前堵后追,构筑起密不透风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4个纵队,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红34师被命令担任中央红军的总后卫,留在原地“坚决阻击尾追之敌”。红34师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阻击了数十倍于自己的优势之敌,竭尽全力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2日,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断后鏖战七昼夜,红34师弹尽粮绝,饥饿疲惫,孤立无援地被阻隔在湘江东岸,无路可走。是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是,湘江战役毕竟使红军艰难地撕开了敌人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出现了革命的转机。可以说,湘江战役的失败恰恰吹响了终结博古和李德领导权的号角。

       湘江战役中,红34师陈树湘师长身负重伤,不幸被捕,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政委程翠林英勇牺牲,年方27岁,他们用青春的生命誓言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庄严承诺。红34师官兵主要是来自闽西的客家人,这支当年就被《红色中华》称为的“钢铁之师”在湘江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甚至很少留下英烈的姓名。长征中有名或者无名的英烈,人数众多,成为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共同的名字——忠诚和信仰。正是因为忠诚和信仰,闽西儿女才会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绝代风华壮志凌云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它所表现的长征精神更习惯被人们看作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其实,长征精神还蕴含了革命的人文主义、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他给李德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总体而言,红军长征是一个年轻群体,意气风发。有人说54%的战士年龄都在24岁以下,主要领导的年龄也是很小,多是而立之年。值得一提的是,长征中竟然没有叛变投降的红军高级领导干部——即使被捕,也凛然不屈,而是越走越强大和显得自信。但是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这些老人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年过半百的谢觉哉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却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红小鬼”是红军中一个独特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

       长征最苦的当属是女兵,她们不仅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爬雪山,过草地,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称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红一方面军中有30多位女红军,其中至少有邓六金、谢小梅、吴富莲等3位闽西巾帼英雄。邓六金回忆说:“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邓六金是上杭走出去的客家女子,长征中她累得几次吐血,一次得了痢疾高烧,骑马也骑不住,危秀英——和邓六金一样是客家人,一样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童养媳,主动留下来,用矮小身躯扶持着邓六金追赶红军。在毛儿盖的沙窝,邓六金吃了毒蘑菇中毒,又是危秀英这个小女子到河沟里装水灌醒了她。中央工作团董必武赞叹这些女红军“这是许多男子望尘莫及的。”其实,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个个都不简单。“拼了命也要保护军委领导”的智勇双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坚持长征的邓颖超、为了完成重任搁置张闻天求婚的“小麻雀”刘英、拉着马尾巴过雪山的邱一涵、怀着身孕偷偷长征的曾玉、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的吴富莲……她们的名字和风采,永远铭刻在长征的历史丰碑上。

        绝地去留无怨无悔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毛泽东如是指出。长征,是远离苏区的无奈突围,留守,则是坚守苏区的生死考验,二者一样诠释着忠诚与信仰。

       1934年10月,当毛泽东在于都接到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后,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特别强调,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一定要加强革命信心。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参加赣南省委三级主干会议,再次提振大家的信心:你们不要怕,不要信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中央苏区全面失陷,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一部分同志被留了下来。1935年2月24日拂晓,向闽西转移的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一行在长汀水口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年迈的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大家,奋身跳下悬崖,英勇牺牲;瞿秋白因身体不好,无力走路,让同行的同志先走,自己呆在原地,不幸被捕。6月18日在长汀牺牲,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到刑场后盘足而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从容就义。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万永诚、龙腾云率部在武平和会昌边境山区与国民党军第八师激战,英勇牺牲。福建省苏主席吴必先率部突围,在长汀县濯田被俘,不久,英勇就义于江西九江。从全国的总体形势来看,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传承延续了革命根据地的火种,创建了特殊时期独特环境的南方游击区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这些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表现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是以生命和忠诚护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种风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逻辑,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逻辑。艰难困苦之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和忠诚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终至玉汝于成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并凝聚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忠诚与信仰是长征胜利的精神密码。如今,长征已经逝去为历史,定格为永恒的人类记忆,长征孕育形成了长征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成为独步世界的中华民族气概和英雄气质的象征或者宣言。走好新的长征路,广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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